岁月回眸

2015年第11期    作者: 叶杭生    阅读 6,184 次

叶杭生：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主任，曾被评为上海市首届"十佳优秀刑事辩护人"，上海市优秀律师，中华全国优秀律师，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上海市第三届"东方大律师"。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老三届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艰辛和磨砺是前人所没有，后人也无法理解的。他们基本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长身体的岁月，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在长知识的时候碰到了“文化大革命”；在找工作的年代赶上了上山下乡。回城不久，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刚成家立业，又面临着下岗待业。我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的，也是其中的一员，唯一庆幸的是，没轮到下岗待业。

 1978年3月的一个下午，一列从杭州开来的普通列车停靠在上海，一个瘦弱的身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手里提着行李铺盖，随着潮水般的人群，走出了上海老北站。我抬头望了望天空，一片蓝天白云，10年的农村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最终还是因为母亲提前办了病退手续，才让我顶替回到了上海。

 虽然离开了钱塘江边的那片盐碱地，但是，那里留下了我10年的青春回忆，17岁到27岁，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段。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大标语下，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牌前，在炎炎的烈日下，低头插秧；在凛冽的寒风中赤脚挑河泥；眼看着周围一起下乡的青年，有的因家庭出身不好，有的因晚上听国外广播，有的因唱样板戏，改编了其中的台词，眼看他们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上台批斗。这一幕幕的场景总是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在回城后的十几年里，还常常能梦见，醒来后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回到了城里。

 顶替回城后，在纺织系统的一家机械厂当了一名钳工，虽然车间里的工作条件并不好，但与农村的生活相比，我已经觉得有天壤之别了。每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食堂里就会送来绿豆汤、冷饮，帮助降温，高温时，中午还可以休息几个小时。同样三伏天在农村插秧，背着二十几公斤重的药水包打农药，渴了，只能用梅干菜泡的开水来补充盐分，在田头昏倒了可以抬到树荫下休息片刻，醒了还得继续干活，一个人任务完不成，会影响一个班、一个排的生产指标。

 这些对往事的回忆成了我努力工作的动力，不久，领导就安排我担任机修工，后来又当上了车间检验员。再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最终改变了我的命运。有一天，厂里教育科通知我去补习文化课，并要求从初中课程开始，我对他们讲我从学校毕业时拿过初中文凭，教育科的师傅说你是六八届初中生，你们的初中文凭国家不承认，必须从初一开始补习。我的情绪一下子落到了冰点，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知识青年”被人叫了十多年，到头来只有小学生的学历，离文盲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当年和我一样顶替回城的知识青年中，既没文化又没知识的又何止我一个。从那时起，我就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把文凭补上，要把失去的10年给夺回来。

 从此以后，每天一下班，我就躲在厂里临时安排的宿舍，一个只有4平方米大的三层阁楼，其中能站直身体的不足2平方米，每天读书到深夜，困了，用冷水洗把脸，饿了，上街吃碗馄饨。唯一陪伴我的是一架老式的收音机，里面播放着我喜爱的苏州评弹，直到现在苏州评弹成了我一生的爱好。

 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怕吃苦和超乎常人的毅力。这是上山下乡留给我们唯一的财富，古人常以“十年寒窗”来形容读书的艰辛，我用了15年的时间，最终取得了2张文凭，华政的法律本科和上大国际商学院的外贸专业，在离开工厂之前，我已经被调到厂里职工学校，当了一名教师。

 1984年上半年，正值全国开展“严打”，我被借调到某区法院，以陪审员的名义实际干的却是审判员的工作。离开以后，1985年我终于当上了一名律师，我非常珍惜这份职业，因为对我而言，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凭着对这份职业的执着和热爱，1989年，执业不满5年的我，因为成功办理了多起无罪辩护案例，被上海市司法局评为首届“上海市十佳优秀刑事辩护律师”。从业以后我先后被评选为“中华全国优秀律师”、“上海市优秀律师”、“上海市司法系统先进个人”、第三届“东方大律师”。2008年我评上了一级律师，后来又被聘为上海市律师、公证员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所有得到的一切，我以为主要应当归功于社会，是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发展给我们这一代人提供了机会，我一直把律师工作当作一份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一种谋生手段。我认为每一名律师都要承担起一份社会责任，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建设法治国家而作出奉献。

我非常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办所工作的那段日子，每天下班以后，所里的同事都在一起讨论案子，学习新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时大家会因观点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没有人谈论我今天收了多少律师费。因为那时候收费标准是统一的，办一件案子只有几元钱的奖金，想做律师的人没有一个是奔着挣钱来的。那时候的律师，似乎比现在更受到社会的尊重。

虽然自己在执业的道路上，特别是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不少挫折，因为作无罪辩护，差点被有关部门“通报”，但最后在司法行政部门和市律协的支持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取得了一些成绩，成功地办理了多起无罪辩护案件，在为银行、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和诉讼代理人期间，帮助他们挽回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每当我看到当事人因为自己的努力工作，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重新获得了人身自由，为他们挽回了经济损失，那种职业的自豪感和喜悦之情，是用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商品经济的冲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对律师的执业理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律师队伍中有些人完全是用做生意的理念和手段来从事律师工作，我在市律协纪律委员会工作的这几年，亲眼目睹了有的同行为了挣钱，不惜自毁声誉，违反了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有的甚至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给律师的整体社会形象带来了不良影响。现在评判律师的标准是，谁业务做得大，谁挣钱多，就是好律师，大律师。这也是造成现在这种现象的根源之一。这种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如果不改变，将会给律师事业的长期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今年是我执业30周年，我们这批人可以算是“文革”后恢复律师制度的第一代律师，其中老一辈的如李国机、郑传本、石钟祥等已经离我们而去。当年我做律师时全市执业律师只有二百名左右，现在已经发展到将近两万名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现在的年轻律师，无论是学历，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老一代的律师。律师事业的发展，依法治国的重任，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作为一名老律师，希望上海的律师队伍，在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的指导下，永远走在全国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