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外来“和尚”念的经怎么样,在北京打拼的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喜忧呢?
故事
甘肃名律进京43天才开张
早在来北京之前,脱明忠已经是甘肃省的优秀律师。
虽说在当地赫赫有名,但脱律师来京后并不是一帆风顺。“我觉得自己业务做得漂亮,可刚来大成所时还得给人家打工,还要试用3个月。”
这段经历是脱律师终生难忘的。整整42天,一个在外地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坐在所里居然没人理。脱律师甚至做好了花完积蓄就打道回府的准备。“直到第43天,其他律师有了做不完的案子找到我,我这才拿到了来京后的第一个案子。从那天开始,我才有了工资,一个月3000元钱。”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北京,对于一个外地来京律师来说,如果没有过硬的本领很难站得住脚。如今脱律师从事的服务领域主要是企业改制重组和投资并购等新型业务,大大小小的项目每年要做十几个。
即便是到了今天行业领军的地位,他每天都要扪心自问:“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独一无二的是什么?”脱律师说:“如果不经常去书店翻翻,不每天上网看看,我随时都在担心自己在业务领域有不知道的事情。”
五十多岁的年纪,无论是春夏秋冬,他每天早晨6点多钟就开始工作,晚上11点前从未上过床。脱律师说,大大小小的项目他都会亲历亲为,他不怕没有业务,就怕没有时间,时间对他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
律师业是个很特殊的行业,不能像商场一样去打广告,从脱律师的经历能够看出,外地律师在北京开拓市场确实是件不易的事,不过也说明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当机会降临时,能否把握住,更多的取决于知识和能力的储备。
故事
8年艰苦创业拼成北京优秀
北京市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梅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6年,也是从外地来京打拼的典型代表。她在内蒙古时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律所,还获得十佳律师和全国优秀律师称号。
业界的信誉和口碑是王玉梅律师来北京后打拼的基础。1999年正是北京历史上最热的一年,因为酷暑,很多单位都放假了。王玉梅律师来北京接的第一个案子正是此时。北京某建筑集团某重大项目的项目经理,因涉嫌购买假币被检察院起诉。由于此前王律师在全国律师业务优秀案例评选中名列榜首,因此委托人便指名委托她辩护。
王律师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调查了16个证人,走访了5个工地和5个相关的单位负责人,用证据和事实提出了对该犯罪嫌疑人不起诉的法律意见,并最终被检察院采纳。
内蒙古一家农牧公司老总刘某因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在委托人最困难无助、最需要保护的时候,他把信任给了我。我们应该百倍珍惜这种信任和选择。”在一二审都被认定重刑之后,刘某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请王玉梅律师为其辩护申请再审。
王律师没有因为案件几乎走进死胡同而放弃,和同事翻阅了厚厚的案卷,写下了长达18页的辩护材料,认为刘某通过公安人员从合法销售枪械的企业购买枪支,没有非法买卖的主观故意,而且其用途也是为保护庄稼和生产需要,依法不应以犯罪论处……
最终,内蒙古高级法院维持了对刘某的定罪的二审判决,但对刑期做了重大更改,刘某的刑期从20年降到5年。
1999年,北京的律所还只是王玉梅的分所,一年后,王律师就在北京站住脚,也将“根据地”从牙克石搬到了北京。她的律所除了在每年年检注册时逐人逐案对律师执业纪律和执业道德进行监督检查,还通过回访和调查,收集律师执业的反馈情况。
从草原到北京的8年时间里,王玉梅律所走在了北京律师所的前列,拼出了北京优秀律师事务所的称号。王玉梅律师总结说:“一个律师要想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保持永不衰败,靠的不仅仅是业务能力与素质,更重要的是靠诚信与信誉。”
故事
初到京城闯荡月薪只有一千
其实,在北京,任何一个行业都像律师业一样呈现金字塔的形态,干得好的只是塔尖,大部分还是塔基。这一规律在律师这个更崇尚个人能力的职业中尤其显著。任何一个律师入行都要经历严格筛选,不论北京还是外地律师。只是这种差距似乎在外地进京律师中更加显著。
“外地来京律师面临的生存环境更难。”小张是北京一家小律所的律师助理。毕业于外地一所知名法律大学的他,已经有了经济和法学双重学位。两年前,为了圆自己的律师梦,他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虽然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没想到情况会这么差。”为了降低应聘难度,他特意找了一家小律所应聘,进所后他每月只有1000元的工资,工作就是给大律师打下手,整理案卷,做文书工作。
“没有人会教你,只有自己学,甚至是偷学。”小张告诉记者,他偷学的方式就是在大律师和当事人谈案子时给他们端茶倒水,这样就能听听大律师的谈判艺术和办案思路。“如果律师看我辛苦能让我坐下来听听,我这一天就没白过!”
“一次,所里的大律师有个两万元的案子没有时间做,就把我叫过去让我看看。我又激动又紧张,结果对方一看我是外地的,又年轻,就提出换人。”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年轻,在律师业意味着劣势。很多当事人面对年轻律师和新入行律师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不信任感,特别是对外地来京的年轻律师和新律师。
由于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资历,像小张一样的外地律师只能期望从律所里分得案子。没有人脉,打小广告又不合行业规定,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开拓属于自己的案源和市场。小张说:“只要能得到一两个案子就是立足的开始,做好了就可能通过他们再带来案源。”
小张说,有些同龄的北京同行也遇到和他一样的境遇。“但人家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房子不用租,吃饭就回家,亲戚朋友也会帮忙找找关系。我们在北京每月得跟人在五环外合租房子,一个月400元,加上吃饭和交通费,每个月想不‘月光’都不行。我们律所有10元钱的自助餐,我觉得成本太高,到外面的路边摊,花上5元钱也能吃得挺饱。说出来,你都不相信我是干律师的吧?”小张冲着记者反问,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不过,小张的心态倒是不错:“我已经做好准备了,40岁以后再期望出成绩吧。”
面对记者的采访,很多像小张一样还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年轻律师、新入行律师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也许这种回避也是他们时下心理的写照。
故事
涉嫌行贿法官首现停牌律师
外地进京律师面对案源匮乏的急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急功近利的做法只能让自己沦落到被市场淘汰的地步。
律师翟雪俊来京后苦于没有案源,就给北京、广东等地法官寄信,希望法官能给他介绍“争议金额30万元以上的,有可能胜诉或减少一定经济损失的”案子,同时许诺给付代理费的40%作为介绍费。
收到信的法官将此信上缴到院监察室,各法院分别将该信件转给北京市司法局并要求处理。
2004年2月,北京市司法局依据《律师法》的有关规定,以涉嫌向法官行贿对翟雪俊作出吊销律师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也成为北京市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后对律师进行的第一例行政处罚。翟雪俊不服这一处罚,提起行政诉讼,但最终没有改变被停牌的决定。
统计近年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处分情况就会发现,外地进京律师的比例已经占到一半以上。有些律师抱着“捞一把”的态度来到北京,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虚假承诺,对当事人敷衍塞责,甚至胡乱收费,收了钱不办事;有的律师在同行之间相互抵毁、通过不正当手段争抢案源,严重影响了北京律师业的整体形象和信誉。
律协态度
进京前请慎重考虑
从法律业务的领军地位来说,北京在高端、新型业务的强势地位十分明显,很多外地企业或委托人千里迢迢到北京请大律师出山。因此这样一个平台就必然成为全国律师争夺的阵地。
北京市律协会长李大进告诉记者,作为异地执业和新执业律师来北京发展肯定有困难,因此协会能为他们做的工作就是提供指引、在出现问题前后进行行业管理,同时给他们提供培训等会员服务。
“但是进京的外地律师必须要慎重考虑。北京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是相当厉害的,外地来京律师如果没有清晰的专业领域和过硬的业务能力是很难生存下来的。”
14000余名律师对于北京来说是不是已经饱和?李会长回答说:“北京律协和北京律师市场不拒绝任何优秀的人才和能发挥作用的人,真正符合市场和客户需要的好律师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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