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强迫症”

2018年第10期    作者:文│丁俊涛    阅读 8,993 次

编者按：

为弘扬行业优秀文化，促进行业交流，上海律协以“真人、真事、真情”为主题，于2016年11月27日举办了“聆听律师的声音”（第一季），让律师们讲述自己的故事，首季包括上海律协会长俞卫锋在内的8位律师的演讲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2018年1月27日，上海律协顺势又举办了活动第二季，邀请了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张玉霞在内的9位律师，向大家讲述各自的执业故事和感悟。感动常在，精彩继续。在此，《上海律师》特刊出第二季嘉宾的演讲故事，以飨更多读者。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的丁俊涛，2011年我研究生毕业，我的同学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的做了检察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为《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类型的优秀检察官，能依法办事，刚正不阿；有的去大公司做了法务，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能成为像阿里巴巴的蔡崇信那样用法律创造财富的人；而我却做了一名律师，除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承担着一部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有时候同学会问我：“丁俊涛，听说你做律师了，这一行感觉怎么样？”通常这时我都会笑着说：“还不错，就是律师做久了，精神上有点小小的强迫症。”我的同学会很惊讶：“啊，强迫症？不会吧，强迫症也能做律师吗？你们这个行业对你精神状况的容忍度如此之高吗？”不过，当同学们听完我的回答后，他们都会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暂且卖一个关子。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强迫症的真实故事。

2016年5月份，我接受了一个妨害公务罪案件的委托，嫌疑人姓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姑娘，就称呼她为小刘吧。案情很简单：有一天小刘下班回家，强行横穿马路，被交警拦下，从而引发冲突导致警察轻微伤，小刘因涉嫌妨害公务被刑事拘留。

大家看，被害人是一名人民警察，赔偿和刑事谅解问题是很难达成的；如果被认定成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话，反而是罪加一等，因为这属于一个从重处罚情节。正当我为案件的辩护点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意外的转机，而转机却是来自于一件白衬衫给我带来的启发。

在与小刘连续三次的会见中，我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每次见我，总是穿着一件相同的白衬衫，白衬衫看起来那么干净、清爽、整洁，小刘发饰整齐、表情也很平和，给人的气场用四个字来形容：气定神闲。我想这种着装得体、面容清秀的女性，怎么可能出现在看守所？即使在看守所见到这种形象气质的女性，也一般应该是因为经济犯罪或者职务犯罪被抓，不大可能是妨害公务这种简单粗暴类型的犯罪。同时，我联想到看守所相对凌乱和不规整的生活环境，大家知道，看守所的在押人员或者蓬头垢面，或者神情落寞。我们很难要求他们做到着装得体，更没有办法苛求他们做到干净清爽。而小刘的着装风格很显然与看守所的生活环境有些格格不入。那么我就想：一个人爱干净，对干净的要求非常高，以致于高到不考虑所处的现实环境，那么小刘有没有可能是罹患了某种精神疾病呢？这时一个疾病的名字从我脑海闪过：“洁癖强迫症”。这个病症的患者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爱干净，二对别人接触自己身体的行为极端排斥。案发当天，就是因为男交警拉了一下小刘的胳膊，小刘立即歇斯底里，进而引发肢体冲突，这符合洁癖强迫症的表现。假设小刘是一个洁癖强迫症的患者，那么她的精神状况对事件性质的升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小刘自身的刑事责任就小了，这个案件辩护的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于是我向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律师意见书》反映小刘的精神问题，检察官对本案退回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对小刘精神状况进行“司法鉴定”。

经过了2个月左右的漫长等待，2016年8月26日，我接到了承办警官的电话：“丁律师，鉴定结论下来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赶快来看守所接人吧。”小刘当天就被无罪释放了，看到小刘和丈夫久别重逢的喜悦我也很欣慰，这也是我执业以来办理的第一个无罪释放的案件，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小刘的精神状况也引起了家人的重视，在积极的治疗下，目前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

大家看，这是一个关于强迫症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也有着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而这个案子之所以找到辩护的突破口，其灵感却是来自于一件看似寻常的白衬衫，更准确地说是来于我的一种思考习惯，而这个思考习惯的就是：对案件细节进行强迫性的反复确认。所以小刘属于真实的强迫症，而我属于加引号的强迫症。

说到这里，就可以揭晓开头卖的那个关子了。为什么律师做久了就会有点小小的强迫症呢？因为我是一名刑事专业律师，有句话叫“民事律师在解决财产万千的问题，刑事律师则在解决人命关天的问题”。刑事律师所承担责任的性质，决定了我工作中的状态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面对案件的罪与罚，甚至面对被告人的生与死，无论多苦多累，我都要在很多方面对自己提出强迫性的要求。比如，面对一个极具负能量的案子，我强迫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只有振作起来，才会更加自信、从容，只有处在良好的精神状态，才更容易为案件找到突破口；在接受案件委托时，我都强迫自己要全面了解每一个案件细节，事实的、证据的、法律的、心理的，甚至包括伦理的，因为任何一个细节对案件都可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阅卷时，无论面对多么庞杂的证据材料，我都强迫自己去严谨细致地审查，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遗漏，因为魔鬼出在细节处。为了保证良好的庭审效果，每次开庭前我都强迫自己做好一次又一次的演练，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庭审中，面对训练有素的公诉人抛来的任何突如其来的问题，我都有能力迎刃而解。而这所有的强迫和反复确认行为，都是为了保障案件辩护效果的万无一失，为的是不留遗憾，为的是问心无愧。如果说小刘的强迫行为是出于对干净卫生的过分关注，而我的强迫行为则是出于对被告人自由与生命的极度敬畏。

讲真的，工作中的“强迫症”也被我带到了生活中，还为之闹过不少笑话。2013年我在驾校学科目三的时候，有一天教练带着我在马路上练车，他让我左转打左转向灯，右转打右转向灯，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突然我发现方向盘的上左侧和右侧都有一个小喇叭的标志，我强迫症又犯了：黄教练，什么情况下摁左边的喇叭？什么时候摁右边的喇叭呀？喇叭是不是也分为左和右？很显然教练被我雷到了，满脸黑线，很无奈又好笑地说：“我做了二十多年的教练，快要退休的年龄了，第一次听到这种有创意的超纲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你这个问题足够我们教练组乐一天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超出考试大纲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后来我陆续问了：为什么直行车辆的指示灯有红黄绿，而左转和右转指示箭头只有红和绿，这些指示灯转换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先后规律，及时间间隔是多少等等。教练听到我这些问题一般都会深深吸一口气，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然后说：“咱们还是谈谈世界和平问题吧。”科目三学习结束，我的教练如释重负，最后说：“针对你的情况，我们驾校对不同职业学员驾考通过率做了一个统计，如果你们律师通过率倒数第二的话，没有哪个职业敢排倒数第一，有文化真可怕！”最后以一句“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不要太理性”作为我的临别赠言。很显然，学车的过程中我犯了强迫症这个职业病，病人犯了病，医生没有药，难怪教练那么急躁。

我今天讲我有强迫症，应该算是幽默而轻松的自嘲吧，其实我真正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有一颗对律师事业和刑事辩护坚定、执着的心。虽然刑事辩护的效果还处于“偶尔被治愈、常常在缓解、总是在安慰”的初级阶段，但是依然要强迫自己用百分之二百的努力把律师工作做到最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诠释刑辩律师的职责使命。我是丁俊涛，感谢大家的倾听，谢谢。

丁俊涛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律协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

业务方向：刑事辩护、法律顾问、商事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