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杰：重新出发，从归队那天起

2016年第02期    作者:周柏伊    阅读 6,887 次

寒冬里，在美丽园的办公室见到傅老，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背景，你绝不会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已是耄耋之年。

1979年末1980年初，傅玄杰回到律师队伍中，彼时他已整整五十岁。

最珍贵的时光被耽误，但机会没再被错过。

如今，37年过去了，“傅玄杰”3个字，早已成为上海律师界一张漂亮的名片，而这位87岁的老律师，依旧每天西装革履地上班。跟他同期归队的老律师们，不少人已经驾鹤西去。为数不多的高寿者中，他也是难得的一位，至今还行走在法庭内外，出现在谈判桌上。

“再干两年吧。”傅玄杰计划着再过两年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去，写他那早已与法律交织纠缠的人生。

学法律就是当律师

谈到学习法律的初衷，傅玄杰还清晰地记得高中时期的那次触动。1947年，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关押被捕学生的“曹家花园”门口，过来声援被捕同学的傅玄杰，第一次见到了当年的史良律师。通过多方交涉，史良将部分学生保释了出来。

“那个时候就觉得，律师好伟大。”傅玄杰打听到史良是“上海法政学院”第一届的毕业生，也在心中立下了做律师的愿望。后来，傅玄杰果真考进了史良曾经就读的学校，并成为了该校最后一届学生（上海1952年以后开始了院校合并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并入了华东政法学院）。

银行家的儿子傅玄杰民国时的住家与上海律师公会相距仅五六十米。孩童时代，旧律师公会大楼前面的那十几级台阶，他迄今还记得，“跟法院很类似，显得庄严神圣”。

1951年初，大学毕业后，正巧遇上抗美援朝运动，一腔热血的傅玄杰报名参军，到了朝鲜，并开始了他随后长达十年的军旅生活。因为是学法律出身，傅玄杰后来被安排在军法处，参与了军事法庭的很多审判工作。

部队改编后，傅玄杰回到上海。1967年底，傅玄杰作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被投入徐汇区看守所，关了整整半年，无法定罪，才被放出来。

“文革”结束后，傅玄杰先在法院做了一段时间的“复查”工作，查了四五个月，越查他就越感慨，“没有法治真不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蒙冤后被流放青海，傅玄杰复查后给其平反，当年的女孩回到上海，已经是白发苍苍一老妇。“我就反省自己在部队做法官时，是否也有错案？”傅回忆说，他当了十年法官，处长、院长已经做出的决定，只能就照着做，“想到这点，我不愿意回去做法官”。他决定做一名律师。

“我就是冲律师这两个字来的，就像当时我进大学学法律就是冲着这两个字来的一样。”傅玄杰说。

文革后归队参与重建

1979年，的韩学章派人找到了他，邀请“归队”的时候，傅玄杰也曾有过犹豫。“那个时候也没有明确说，是回来当律师，还是做什么，就是叫归队，回归政法部门。”傅玄杰说。

“我们经过了10年动乱，必须要重建法制。”韩学章说，“需要律师在司法战线上来完成重要的法律监督程序。”这句话触动到了傅玄杰，也让他下定了决心归队。

新时代需要法律人才，特别是律师。傅玄杰到岗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继续找回有法律基础的人才。

当时律师归属于市司法局，傅玄杰跟同志们一起，发动最大力量，找回了近50人。在此基础上，司法局将大家分成了两个组，成立了两个法律顾问处。

“老百姓对于法律、对律师的期望是很高的。”傅玄杰说，“当时由于文革刚结束甚至于他们有种感觉就是‘要找公正，先去找律师吧’。所以在80年代初期，律师制度重建以后，在社会上影响还是蛮大的。”

1980年上半年，50周岁的傅玄杰到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后称上海市第一律师事务所）报到。

刚开始，法律顾问处连办公场所都没有，从最初的租房子，到后来扩大买房子，从最初只有四五十人，到后来专、兼职律师超过300人，傅玄杰陪伴第一法律顾问处一路走过了15年，亲历整个顾问处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而这也正浓缩了上海律师的发展之路。

上世纪80年代是国家飞速转型的时期，经济上有了特别重大的改革，律师工作的重要性也就一再凸显。中国引进的第一家外资饮料项目—中美合资可口可乐项目，就是由傅玄杰担任法律顾问，他在谈判中突破了在经济政策和法律方面的重重障碍，促使合资项目最终取得了成功。

那次谈判，给傅玄杰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给他往后的职业习惯，带来了深刻地改变。

第一次谈判是在8月的一个下午。美国律师团住在西郊宾馆，谈判的地点也就约在里面。

当时，第一法律顾问处（后称第一律师事务所）已经筹资购买了一辆汽车，但是不巧的是，谈判当天车子坏掉了，于是傅玄杰乘公交车前往西郊。炎炎夏日，傅玄杰从车站走进西郊宾馆后已是汗流浃背。

“我那时候穿着一件短袖T恤和一条短裤，因为下着雨，脚上还穿了一双套鞋，撑了把伞，拿了个包，包里装了一瓶水，就这样进去了。”如今想来，傅玄杰忍不住频频摇头。

会议室内空调开得很大，他浑身一哆嗦。很快，美国律师团的6名律师也进来了，清一色的西装革履。谈判进行到一半时，傅玄杰实在冷得受不了，请服务员帮忙拿了一件白大褂披上。“第一次见面，我就是这样的形象，很失礼，很自卑。”

傅玄杰回来后，决定要从自己，从单位内部，彻底整顿职业形象。“我的形象，其实也是那个时候律师们比较普遍的形象。第一法律顾问处后来迅速安装了空调。第二次谈判地点约在顾问处，当美国律师代表团来到淮海路办公室的时候，双方已经可以同样整整齐齐地坐在开着空调的会议室里。

第一法律顾问处飞速发展

经济开放的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多机会，也给律师业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律师事务的需求不断上升，到了80年代中后期，第一法律顾问处（后称第一律师事务所）上缴财政的纯收入已经超过1000万，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此外，事务所的专、兼职律师人数已超过300人。

“业务主要哪里来呢？给企事业单位做法律顾问。”傅玄杰说。当时第一法律顾问处（后称第一律师事务所）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颇大，是很多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大型的机床厂，重型机器厂轻工业局下面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三大件’公司的法律顾问都是我们包下来的。”

除了给企事业单位做常规的法律顾问外，经济法律事务也成为当时的一个发展重点。傅玄杰认为，随着经济政策的不断放开，将来，经济领域必定是律师更能施展才华的天地。

因此，在80年代前中期，第一法律顾问处（后称第一律师事务所）设立了一个经济法律事务部。这在全国尚属首个。“当时有很多律师仍不愿意做经济法律事务，觉得没有什么施展空间，但社会经济结构的飞速发展很快就使人发现，不是没有空间，而是大有所为。”傅玄杰说。

经济法律事务部把办公室设在了上海滩最繁华的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每家单位的法律顾问费用为一年200元。这项业务非常受欢迎，南京路上各大公司都成为了他们的客户，创收又是大幅上升。

作为改革开放后上海率先进入经济非诉讼领域和经济诉讼领域的律师，傅玄杰的“眼光”还不仅于此。80年代后期，第一法律顾问处（后称第一律师事务所）还成立了一个专利部，并报请市司法局批准成立了一个专利律师事务所。在那连专利局也才刚刚成立的年代，这挂在位于淮海路上的两块牌子，非常引人瞩目。

办理重大案件提升影响力

在第一法律顾问处（后称第一律师事务所）的这些年，傅玄杰和事务所处里的律师们帮助政府部门处理了很多重大的社会事务、经济事务。通过他们的努力，律师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

1988年，上海真如火车站发生震惊中外的两列客车相撞的重大铁路行车事故，造成日本旅客36人死亡，90余人受伤，这些日本旅客中，很多都是中学生。此事件在日本引起震惊。

“事情是下午2点发生的，我4点钟就赶到现场。”傅玄杰说，“市政府领导下达指令说，一定要派律师到现场处理。可以看出，当时对于法律、对于律师的期望是很高的。”

后来，傅玄杰律师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律师带队赴日本谈判，先后历时一年。谈判取得重大效果，既维护了两国邦交，又大大降低了赔偿金额。

事后日本方面首席律师（日本东京律师协会会长）冈村先生感慨道：“原以为中国封闭了数十年，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世界事务会很少了解，但这次谈判中国律师列举了包括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法律、法国民法典、日内瓦公约等在内的大量法律条款，使我们刮目相看，中国方面的有理有节也很使我们信服。”

也是在那个时期，国内掀起了一股赴日留学的热潮，不少人倾家荡产到日本去，名义上是留学，实际上是打工，但很多人后来发现是被骗了，不仅没书读，还没有工作做。

一些被骗的人回到上海后，立即想到要抗议，并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游行。“1000多人包围了日本领事馆，导致整条淮海路完全堵塞。”傅玄杰说。情绪激化严重，公安都没有办法控制场面。

在政法委的指派下，傅玄杰组织律师们赶到现场，以第三方身份，帮助处理事件主动挺身振臂一呼。“我们是来帮你们向日方索赔的。”这样的态度，首先就安抚了群众们的情绪。律师们后来又给大家发了入场券票，凭票进行免费法律咨询。之前失控的群众很快就平静下来，进入了律师们安排好的大会场，混乱局面很快就得到了缓解。

在后来的咨询中，律师们逐一为大家进行登记，告知证据准备规则，并统一向日方索赔，这个群体性事件便慢慢地化解掉了。

“那个时候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们必须为社会做点事情。也正是在这点点滴滴的积累中，律师地位在公众面前逐步逐步地有了提高。”傅玄杰说。

退休后开办个人所

在担任第一届经过选举后被任命的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后称上海市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之前，傅玄杰并没有做过相关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工作，他在工作中不断探索管理模式，而这样的探索，也给他后期开办个人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速度不断加快，司法改革的进程也非常迅速，允许律师自己开所。1990年，60岁的傅玄杰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在组织上的挽留下，他又留任了四五年。

1994年，傅玄杰开办了个人所——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核心业务是公司法、知识产权、房地产及大型基础设施、金融法及国际商事等。

64岁再出发，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勇气。但因为对法律、对律师职业的热爱，傅玄杰乐此不疲。

随着傅玄杰的年龄不断增长，所里的年轻人也开始挑起了担子。“我希望他们都能尽快成长起来。”傅玄杰说，“再过两年，我就可以不做了，回去写写书，回顾我这一生，回顾上海律师走过的这37年的铿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