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初，位于渤海的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根据国家海洋局通报的情况，本次溢油污染主要集中在蓬莱19-3油田周边和西北部海域，造成劣四类海水面积840平方公里。专家指出：渤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海域，发生在这里的环境污染事件，由于海水交换程度较低的缘故，危害程度会比开放性海域要严重。

一、海洋溢油事件的危害

从去年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到今年的中海油渤海湾漏油，我国接连发生海洋污染事故。世界各国的漏油事故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海洋污染对生态破坏影响巨大，后果极其严重！墨西哥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卫生专家曾提出石油漏油已表明，与石油和化学物接触可能会影响肺、肾脏和脾脏功能，且因此造成的精神紧张可能会增加焦虑、抑郁，并在之后长达6年内可能造成创伤性压力。从健康角度考量有四个主要担忧问题：一是空气质量，二是皮肤与石油的接触，三是石油对海洋的污染，四是影响心理健康。还有就是漏油事件会对当地渔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鱼类、鸟类等生物大量死亡，损害当地海洋环境的生物链，甚至会伤害到濒危物种。而油气散发到大气之中，会影响人类身体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排放的大量有毒气体，将加剧大气污染，腐蚀海岸线，影响土地肥力；还会随着台风以及洋流流入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地区。由此可见，海域溢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二、海洋溢油的问责维度和力度偏低

接连发生的漏油污染事故值得我们警惕。通过与欧美国家漏油时赔偿情况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力度较低，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嫁给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应当包括多种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说是责任种类，包括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等，其中法律责任中又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BP）对美国海洋污染损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赔偿，BP公司已宣布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创建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故的受害者。另外将会受到美国政府可能达200亿美元的处罚。而之前的漏油事故，如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罚款数额为37.5万欧元，同时法院判决法国道达尔集团向约100名原告赔偿高达1.92亿欧元赔款；1989年美国“凡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高达43亿美元的赔偿及罚款费用。从这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对于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实际上是较为全面的，涵盖了从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司法机关等多重问责的机制，从惩罚、赔偿、恢复等多个角度确保问责的最终落实，从根本上讲，问责机制的健全也是避免今后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类似海域溢油事故的一种举措。
而对于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来说，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问责机制又是如何的呢？
根据我国于1999年12月25日发布、于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笔者引用的法条仅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因此责任人承担的也仅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责任。我国对海洋污染责任企业的惩罚力度与欧美国家相差甚远，美国墨西哥湾漏油导致海洋污染面积达到23000平方公里，按200亿美元罚款来计，每平方公里罚款金额折合人民币556.5万元，假设按该标准，中海油蓬莱漏油造成840平方公里海域污染，应当受到46.7亿元人民币的处罚。这一行政处罚的力度目前来说是无法达到的，也缺乏相关的法理依据，那么在现阶段应当如何来规范环境污染企业的法律赔偿责任呢？让我们再来看现阶段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三、海洋溢油污染的现有法律规定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由上可知，笔者认为该赔偿责任应当按索赔主体区分为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两类，这两种主体的共同点是由于海域溢油而遭受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不同点则在于国家索赔系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环境污染企业索赔，而民间索赔则是由遭受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向责任人进行索赔。

四、海洋溢油损害赔偿的法律困境

还是以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为例，国家海洋局在事故发生后宣称不排除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因此康菲公司赔偿的金额可能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万元的行政处罚款项。其依据的就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之规定。
以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导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一案为例，环境部门对中石油的罚款仅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今年6月，国家环境部信息显示，5年来国家和当地政府累计投入的治理污染资金已达到78.4亿元，其影响深远和危害烈度远不是100万元的罚款所能弥补和挽救的。
而去年的大连输油管道爆炸导致的漏油事件，最终中石油仅以“投资抵赔偿”的方案进行补偿，而实际后续赔偿工作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在给地方政府增加不小负担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索赔制度为何会失效？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生态赔偿的相关规定，因此一旦污染发生，很难评估出环境污染导致损害的具体赔偿金额，因而无论是政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抑或是受损单位或个人的民事索赔权都无法有效行使，最后往往就是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企业进行一次性罚款了之，而最终为长期环境污染买单的还是政府和当地居民。尤其是在政府接手处理环境污染的后续治理事宜时，由于政府部门未能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而又是政府部门在为环境污染企业处理后续治理事宜，因此，受损单位或个人欲行使民事索赔权更是困难重重，限于种种压力或是环境污染企业已与地方政府部门达成“补偿方案”，受损单位或个人的维权之路实际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一纸诉状将环境污染企业告上人民法院，但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又会面临如何确定受损单位或个人的主体资格、如何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以及如何明确环境污染导致的具体损害结果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问题既无先例可循，又无规定可依，更令人尴尬的是，连对环境污染损害结果进行评估鉴定的权威机构都没有，而现有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规定过于抽象，无法量化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结果。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生存区域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对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已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应当进行整治和恢复。
但就像之前所述的，如何量化这个整治和修复的费用是一大难题。也就是说，若发生该等索赔诉讼，原告如何证明该损失是源于这一次海洋溢油事故造成的污染，又如何证明污染前的环境状况抑或是污染后整治和恢复到何等程度。环境污染损害后果应当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破坏、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及其减少的实际价值，也包括为防止污染扩大、污染修复和恢复受损生态环境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在正常情况下可获得利益的丧失、污染环境部分或完全恢复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害。这些金额费用的计算就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目前国家海洋局已经批准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作为一种计算标准，是否能够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事实上还是存在争议的。
此外，由于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均属于央企、跨国公司之类的“巨无霸”企业，地方司法机关在受理、审判中必然会面临更多的压力与困难，而将此类诉讼统交由高级法院受理又必然会增加维权者的负担。因此，“小”法院如何去审理“大”企业又是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所以，处理对海域溢油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索赔纠纷、明确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赔偿责任，就必须解决前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正是我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
另一个笔者认为海域溢油环境污染事故中法律赔偿问题的重点在于环境污染企业的赔偿能力。海域发生严重漏油事故时，企业很难凭借自身力量承担全部风险。此前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英国石油公司获得了35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偿，即便如此，该公司仍背负了巨大债务，甚至开始出售资产筹集资金。同时，他们创建了一笔金额为20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件的受害者。这笔赔偿基金用于清理当前的油污、损失赔偿，同时也为将来可能显现的影响预留赔偿金，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对受油污影响区域的清理、修复、长期生态影响评估以及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持续补助。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近些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对石油的需求量日益扩大。我国是能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为了保证能源安全、尽可能摆脱受制于国际巨头定价的局面，我国石油企业将通过技术输出等手段扩大海外石油资源的占有，提高石油进口量。但与此同时，石油在开采、运输等环节面临的风险将大大提高，一旦发生风险事故，漏油导致海水污染，这些跨国石油企业将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赔偿，面临巨额的赔款压力。而按照国内法律规定，针对此次中海油漏油事件，责任方仅需支付二十万元的行政罚款，不会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但这并不是结束，而只是赔付的开端。

 五、海洋溢油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笔者认为，由于石油开采是风险十分集中的行业，一旦发生风险，对环境影响极大，在利益的驱使下，企业有可能为了节约成本，不顾环保风险而挑战技术操作极限，从而进一步增加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然而，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污染监管机制，在评估实际损失的基础上制定赔偿额度，提高责任处罚标准，适当向国际标准“看齐”，将会大大降低污染的可能。
同时，在提高处罚力度的基础上，为了确保石油企业的赔偿能力，尽可能恢复生态环境原貌，我国可以设立环境责任强制保险，通过保险机制进一步分散风险，提高石油企业的经营稳定性，提高发生事故后的赔付能力。还有，可以参照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处理方式———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环境补偿办法，其不是一次性惩罚，而是由责任方负责建立赔偿基金，为恢复环境支付长期的费用。事实上，还可以考虑在事故发生前，就由经营范围中包括海域石油开采业务的企业合作建立基金，缴纳环境风险费用，以提高赔付能力。在不远的将来，也可以将该种制度扩大到所有需求海域作业而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企业中去，真正做好环境污染法律赔偿的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