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三十年，看律师变与不变

2016年第05期    作者: 陈敏涛    阅读 8,025 次

曾经厢房里办公、居委会开庭、自行车代步、手抄10天阅卷摘录……从业三十年，看律师变与不变

30年前我刚刚入行时，正逢律师制度恢复后不久，律师都有相关编制，身份是国家干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

■以前律师到法院承办刑事案件，开庭前必须的功课是阅卷，而唯一的记录方法就是手抄

■是否能做到“认真、细致”，成了律师的自我修养和自我要求

■律师的“输与赢”如何确立，律师如何趟过“输与赢”这个关隘，是一名律师必然面对的问题

毕业了30年的大学同学们相约回到母校，举办了正式、庄重的纪念大会，还举办了一场校园运动会、浦江夜游文艺晚会，在重逢的喜悦中，隆重完成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帷幕落下，细细一想，毕业至今已30年，恰恰也是律师从业30年，施不胜感慨。恰此时，克强兄（当然不是总理克强，是上海的律师施克强）来电约稿，让我谈谈30年律师从业的感悟。克强和我同年毕业，同时做了律师，有着相同的经历，相信他也感悟颇深，不过现在他是约稿人，奉命下笔的是我，于是乎，想到什么写什么，点点滴滴上心头，轻轻缓缓下笔头。

身份环境在变，实感沧海桑田

30年前我刚刚入行时，正逢律师制度恢复后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各个律师事务所还都是司法局下属的“国营”性质的事业单位，律师都有相关编制，身份是国家干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事务所“主任”由司法局发布“红头文件”任命，管理着事务所的一切。完全不同于现在，一切以司法考试为基础，兼顾法律上其他的规范，你就可以申请律师执业许可。当时律师事务所办公用房都由政府主管部门——司法局提供，有的事务所办公干脆就在政府办公大院、大楼内，有的事务所得到的办公场所居然是在居民区内，用房也相当简陋。我曾经的单位，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的办公在居民住宅的同一个门洞内，进了天井后，左厢房是公证处，右厢房是律师事务所，客堂共用，后面的楼梯上去就是几户居民，抬头可见居民家晾晒的衣服。那时办公印刷还在用刻蜡纸的油印机，和需要逐个挑选铅字的打字机，使用者往往会带着一副袖套，像在工厂车间里上班一样。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大家也都不觉得艰苦，因为当时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的办公条件差不多，都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办公室、审判场所同样简陋，法院里往往是一间大办公室里好多法官一起办公，去找某一个法官联系工作，一定会碰到好几位熟人打打招呼。我记得1985年参加工作后承办第一次出庭案件，区法院居然借了居委会的一间办公室就开庭了。现在随便走进哪一家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基本都是高楼大厦，有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已在上海顶级的商业地产楼宇中入驻，办公硬件更是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前几天去了徐汇法院，上海最新建设落成的基层法院，看到了漂亮、气派的办公室、审判大楼，里面最先进的硬件设施一应俱全，还配套有专门的培训场所、休息场所，实在是沧海桑田的感觉。

以前律师到法院承办刑事案件，开庭前必须的功课是阅卷，而唯一的记录方法就是手抄，碰到复杂案件，阅卷、摘录那可是实打实耗费时间的硬功夫，一天抄不完就两天，两天不行三天，没有捷径。记得有一次担任辩护人，去广西钦州法院办理一起特大走私案，居然提前10天到法院阅卷。而今，不要说材料全靠复印，有些律师随身带着手推式微型扫描仪摘录，有些看守所的“律师会见室”内，已经为前来会见嫌疑人的律师们提供电脑设施，可以当场使用。我刚工作时，律师事务所配备了一辆自行车，靠着这辆自行车，我走遍了上海各区县的法院，也许上午在普陀区真如某个法庭，下午可能就到福州路中级法院开庭。仗着年轻，当时也没有觉得累过，现在自驾车已经是律师的常见配备了，没有骑自行车的运动量后，一个比一个发福。

那时候全上海市、区只有几百名律师，一起开会一个会场就坐下了，人不熟脸也熟。市司法局所属律师事务所只有三四家，各区司法局都下属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主要针对区内法院办案，所以律师之间，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相对还有些熟悉，开庭完毕之后，常常会看到有人会互递香烟，抽抽烟聊一会儿。而今律师队伍庞大，开庭碰到脸熟的律师已属难得，大家都持证入门，由书记员验证开庭，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法律、条文的框架下按部就班进行，恪守流程，不要说一起聊天，除了因调解而必须交流外，恐怕一句话也不会多说，似乎避嫌都来不及。

刚工作时的事务所业务以刑事案件辩护居多，有时候一个案件有多名被告需要辩护，一个事务所的好多名律师一齐上阵，一坐一大排，煞是热闹，民事代理案件数量反而不如刑事辩护案件多，至于商事法律更少。有的事务所抽几个人专门设立一个“法律顾问组”，为需求不多的工厂企业、商业单位提供商事法律服务，比起现在巨量巨额的非诉讼业务，真有天壤之别。那时节是改革开放后律师业务刚刚恢复、起步的阶段，人际财产关系简单，民事法律关系简单，案件也就简单了。

作风不能变，必须“认真、细致”

律师在文采、口才、机敏程度等方面因人而异，每一位律师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每位律师都可以要求自己，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那就是认真、细致。

无论是法庭上，还是与当事人会谈、开会时，律师的表现常常是风度翩翩、玉树临风，但这背后，哪个律师没有伏案疾笔、汗流浃背？哪个律师没有四处奔波、收集证据？可以说，没有大量的前期工作、案头工作，哪有法庭上的口若悬河？哪有出色的谈判和严谨的法律文件？但是，查资料，核法律，备文案，这些律师的常态工作，却往往并不为委托人、当事人所见，由律师独自承担，这其中，是否能做到“认真、细致”，成了律师的自我修养和自我要求。当事人委托律师，都是把自己利益、风险托付给律师去争取，去判别。有的案件承载着企业重大的经济利益，有的案件是婚姻大事关乎剩余人生，有的案件是嫌疑人、被告人把自己未来的“自由”托付给律师，无论事繁事简，案值多少，其实都是千钧重任，所谓律师无小案。承办律师除了固有的专业水平，认真、细致的作风也是关乎结果的重要因素，不能有分毫懈怠。现在的民事案件、非诉讼事务往往双方都会聘请律师，两方对垒，刑事案件的针锋相对就更不用说，反映了双方专业水准的对垒，也是认真程度的比拼。最近有一起连续工程欠款案件，尽管被告方的财务部门已经认可了一个欠款数额，但是我们事务所指派承担被告代理人的是一位资深律师，工作极为仔细，还是将合同、发票、单据、工程量记录一一对照，逐笔核对，最终从发票上看出问题，发现了原告用假发票冒充，浑水摸鱼，重复计算，此案因此峰回路转，从最初的民事案件急转派生出刑事案件，被告律师抽丝剥茧，去伪存真，不仅减扣了九百余万元的“假欠款”，核出了正确的欠款数，减少了被告已准备承担的无辜损失，还使那个原告老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现世报被追究购买、使用假发票的刑事责任。被告这起案件的翻身胜诉，不在于业务理论有多深，就是靠被告律师一丝不苟的认真，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一起租赁纠纷，因经营不善，原告毁约，偷偷提前搬离了租赁商铺后，还恶人先告状将出租方告上法庭，理由是“出租方租给别人的房子更便宜”，要求“返还过高租金”，且不说这个理由是否合适，关键是原告律师提供的出租方与第三方“更便宜”的租赁合同中，除了其所谓“更便宜”的固定租金，还另外有与营业额挂钩的“浮动租金”，两者相加实际上大大高于原告的租金，但是原告律师居然对合同中白纸黑字“还有的一个条款”没有看清，贸然起诉，将没有看清内容的文件作为提出诉讼的主要依据，如此粗枝大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被告面对如此无理的诉讼，当然是旧账、新账一起算，提出了追究原告违约责任和欠缴租金的反诉，最终法院判令原告败诉，且支付金额远远高于其没有得到支持的本诉金额，这种得不偿失诉讼的发起，很难说不是基于原告律师的鼓动，但是连白纸黑字的证据都没有看清就发起诉讼，导致当事人偷鸡不成蚀把米，律师难逃其咎。这两个例子看似难以置信，但确确实实发生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业务水平在于其次，关键就是承办律师工作是否认真。最近披露的几起轰动全国的判处被告人死刑的错案，在质疑侦查机关等单位的纠错过程中，我们也听到有人在质问辩护律师，当年面对屡屡漏洞的证据，辩护了吗？说了什么？错案主要追究的是公检法的责任，但辩护人是否认真履行了职责不也同样被检视了吗？所以无论诉讼还是非诉讼案件，一个证据，一个数字，一个符号，有时会影响事件的不同走向，让结果产生巨大的偏差。我曾经就代理过一起独特的仲裁，双方因合同中一个字的含义产生解读差异，结果迥异，最终不惜对簿公堂，仲裁“一个字的含义”。假如当初起草合同时仔细一点，换一个用词，或做一个注释，怎么会有后来的轩然大波？

有的律师认为庭已经开完了，该说的都说了，庭审笔录都有记载，想着书面代理意见、辩护词，审判庭未必会认真看，当事人也看不到，最终就懒得写。其实，这些不仅是律师承接案件后应有的工作责任，而且一文诸观点，一案一总结，这对律师的业务水平提高也有极大的帮助。开完庭签署笔录时，有的律师会非常仔细阅读笔录，除了核对、修正笔录错误，还能达到“复读一遍就是再过滤一遍庭审”的目的。上述这些在我们工作中常见的环节，往往并非“小事一桩”，所以认真、细致的作风，无论对于我们的业务开展，还是律师本人业务素养的提高，以及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权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职业律师，认真二字必不可少，而且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事，就看你是否坚持。

信念不能变，秉持“输权不输理”

律师参与案件处理，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总有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的问题，这就是笼统的“输与赢”的问题，这个概念或者在约定中，或者只是在律师内心中，但肯定是有的。有些律师胜诉率会高一些，可能基于他们优秀，可能基于他们努力，甚至可能基于他们运气好，但谁又没有输过案子呢？现代钢琴曲中不是有个叫做《总有输了的人》的曲子吗？社会生活如此，律师业务当然不例外。输和赢，当事人有当事人的看法，律师自己可能还有不同的标准，律师的“输与赢”如何确立，律师如何趟过“输与赢”这个关隘，是一名律师必然面对的问题。面对可能会输或已经输了的案子时，我也曾经有过半夜忽醒，辗转反侧。可以说，做了一名职业律师，就会始终面对这个问题，当然也必须职业性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其实，律师对案件的回顾，最重要的是要检视自己是否认真努力，该查的都查了没有，该说的都说了没有，不是所谓“输或赢”的结果承受，离开了法庭，“输或赢”的结果就是当事人最终的承受，当然是当事人的问题，而有些当事人恰恰是以成败论英雄，以结果算账，把这个结果视为律师工作的全部，客观上让律师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放不下这个心结。律师当然不可以无视案件的结果，但把案子的“输与赢”看成是律师全部工作的输赢，这个理解太狭隘。可问题说回来，往往是律师自己跳不出这个圈圈。

作为一名普通律师，我当然也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而给我很大启发的一句话，是“律师输权不输理”。这里的“权”，可以是泛指司法权威、司法裁判结果，这里的“理”，当然是指律师承办案件后，通过对证据的研判，所得出的对案件的看法、道理、依据。这句话让我认识到，对律师工作的要求，不是“输与赢”，而是“不输理”。律师认真掌握了案件中应有的道理后，就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所谓据“理”力争，衡量的标尺，在于“是否尽力”，也许被告最终被判处死刑，而律师必须做出“最有力”的辩护。我们常说律师是法律共同体的一分子，律师工作也就是共同体运转中的一部分，但律师的职能决定了只有“说理”的份，所以我们常自诩为其中的“弱势”，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律师的道理是否被接纳都是“强势”方决定。不仅如此，律师辛辛苦苦工作，却还会受到来自法律共同体内其他方的压力，我们常常会说“受气”。一位律师告诉我他最近代理的一起二审案件，因为陈述不同于一审时的其他代理律师，被主审法官打断，拿出一审卷宗让他“读一读一审庭审笔录”，这种法外强权，盛气凌人，该怎么正确应对？如果碰到更大的压力又该怎么办？律师一方面是小心翼翼维护着当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还要柔中有刚地顶住各种压力，实属不易。目前的司法环境下，莫明的判决，错案、错判也有发生，令人无法信服时，也会令我们犹疑——路见不平，我们该不该管？我们又能管多少？真的很难有一个具体的答案。

我们时有耳闻法庭内出现激烈的律师抗争，抛开孰是孰非，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律师工作的艰难、艰辛，这就更让我们认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实体的、程序的法律都要了然于胸，不论愿不愿听，想不想听，甚至知道没有认真听，该说的还是要说，要通透表达，错误的就要抵制，做到“不输理”。律师的“不输理”，如果体现在每一个案件里，就可放心地将最终的结果留给历史。

律师“输权不输理”的另一面，可以理解为据“理”力争之后如果没有得到采纳，当然也要学会尊重，即所谓“输权”也。“争”的范围是在法律框架、流程之内。有些当事人会在法律程序之外托人“运作”，向媒体“曝光”，找舆论“炒作”，有意无意会涉及律师工作，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度”，更不宜主动参与其中。君不见，北京某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最终被披露期间有关人士的相关短信内容，个别律师公然称可以找舆论炒作，还自称希望办了此案能全国扬名，不仅丢尽了律师队伍的脸面，而且其本人也被律师协会查办。简单来看，司法体系中只有律师完全社会化且不具有公权力，力所能及的只是法律服务，超过了界限，非但不擅长，也没有能力，更可能身陷漩涡，所以律师尤其要爱护自己。要明确知道，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在哪里，只有在一定范围内的事，才能大有可为，才是律师的能力所在、职责所在。

以上几点，算是心得。只要我们认真工作，在应有的范围内尽最大能力发挥作用，那就是在默默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就能做一个优秀的普通律师。

作者简介

陈敏涛 

上海汇臻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法眼能看天下》常年特约嘉宾。业务方向为民商事诉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