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那时，律师咨询台前人头攒动 万慧仁律师访谈摘要

2017年第08期    作者:采 访 人：李海歌、刘小禾    阅读 8,374 次

访谈时间：2016年4月6日

受 访 人：万慧仁

采 访 人：李海歌、刘小禾

采访人：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上海老一所的万慧仁老师来市律协，与我们一起用访谈实录的方式，记录上海律师队伍恢复重建、起步发展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本文所列年代均为上世纪，下同），市律师协会与第一法律顾问处同在中山南二路03招待所里租房办公，我俩与万老师自此便相识相知，直至如今。万老师堪称上海元老级的律师之一。

万慧仁：不敢当，不敢当。我1949年在大学念书，原来学的是经济，也学法律。当时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风起云涌，在南京大学生游行时，我们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参加了救护队，慰问受伤的同学，还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有不少上海学生前来声援。当年7月，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正好需要一批大学生，我就参加了那里的研究班，研究五种经济成份。

50年代时，我在黄浦区法院工作，担任审判员，判了很多案子。后来准备成立律师协会，我就调到律师协会参与创建。王文正、倪彬彬、梁振寰等也来了。那时办公在宁波路，成立了六个法律顾问处，我开始在第一法律顾问处，王文正是一处主任，所以我和王文正挺熟的。后来我与同在一处的倪锡鼎结婚后，就调到三处，与倪彬彬、陆静安等在一起，我民事、刑事案件都办。

律师制度中断后，大家就分手了，倪彬彬分到环卫局，我和陆静安分到工厂，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9年，当市律师协会要恢复重建时，通知我们五十年代的老律师，那时候我与陆静安都在工厂给子女办了顶替，已提前离退休了，我们就马上回到律师队伍中来了。倪彬彬、我、陆静安我们仨再做同事，性格也蛮合得来的，这种长时间的友谊，被人叫做“黄金搭档”、 “三家村”。

归队后一开始，我是在四川南路，事务所属于初创阶段，经常搬家，确实很困难。随着业务与人员的发展，一所又在衡山路、徐汇区总工会、飞纶制线厂、东安路、延安路等地临时分散办公。直到搬至中山南二路03招待所，停留的时间比较长的，民事组、经济组、刑事组、涉外组等都合在一块儿了。之后，涉外组搬到新闸路办公，正式独立成立了第三律师事务所。再后来我们一所又陆续到了永嘉路33号、襄阳南路、金华路、巨鹿路、衡山路等地开展业务。最后在淮海中路上方花园，总算有了独立的小洋房用作办公楼。

我觉得我们和市律师协会的联系一直蛮紧密的，我们事务所到03招待所时，市律师协会也在那里办公，我们一所律师写的文稿要到律协的文印室打印，开会也都在一起。回忆起50年代，我们在宁波路也是一起办公，我们法律顾问处在楼下，律师协会在楼上。

律师协会刚刚恢复时，很多人都迫切希望了解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来访者很多，法律顾问处很需要有人专门接待。当时的老领导李树棠觉得我是老律师，法律知识及司法实务方面的经验比较多，且普通话说得很好，接待效果也好，就让我和戴绿绮专门在所里接待来咨询的当事人。那时，来咨询的人很多，我们除了解答问题，还免费帮一些冤假错案件当事人写申诉书。在接待咨询完了之后，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收，就把它收下来交给律师办理，如按照规定无法办理的就不收，所以有时候也会得罪人。律师要接案，我这里是第一道程序。那时候还是事务所收了案子后统一分配的，与现在律师自己承接案子完全不一样。那时我接下的案子，不考虑私人关系，而是看与承办律师的业务特长是否符合，谁合适我就安排谁办。

我们接待处经常人头攒动，是及时反映各类法律问题的窗口，律协领导要总结工作了解社情时，都在我这儿拿第一手的资料，有接待咨询的人数、咨询的内容、集中突出的问题等等。

我50年代是以办案为主，80年代是以接待咨询为主，后来我也办些案件，刑事、民事、经济的都办，还有担任企业法律顾问。

50年代时我们就和机关干部一样的要求，不拿当事人的东西，一起出去连当事人的水也不喝。记得有次我出去调查时，嘴干死了，就在马路边上1分钱一碗的水买了喝。打赢了案子，当事人要请我们吃饭，真的不敢吃。有人吃了，绝对算是违纪。80年代恢复重建时，要求也是蛮严的，我到顾问单位去，有时正好12点钟左右，我就不进去了，在外面吃一碗面后再去工作。

一所律师工作发展得比较快，律师人数、业务量在全市都是数一数二，开始时的主任是戴汉民（戴主任的爱人叫巢玉娣，在黄浦区当律师），然后是张中。当时有个限制，过了60岁就不再担任事务所负责人，后来傅玄杰来了，就由他来接任主任。一所领导的开拓精神很足，活动能力也很强。我记得当时在邮局开设法律顾问室；开展律师电话咨询，回答一个问题电话局收一块钱；还与部分区县合作举办法律培训班等等。一所还有黄文兰、周荣华、赵明忠、冯北平、周世毓等都是五十年代的老律师。张金屏原来在法院工作，我们曾在法庭上合作过。

我归队后不久，我爱人倪锡鼎也从安徽调回，分在市第二法律顾问处工作。他们二处好像比较稳定，一直在四川北路横浜桥那边，而我们一所却搬来搬去，换了好几个办公地。

自离休以后，我的业余生活方面是比较丰富的，经常参加青松城老干部大学的活动，一个星期要去三次，听四门课。因为很喜欢旅游，就参加了旅游文化班；还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的时事论述课，以及《中国文学史》课等，都很有意思，真好。电视方面，我喜欢看CCTV4《海峡两岸》、《长城》等栏目。《走遍中国》也很好看，有很多风景。我几年前摔了一跤，我还蛮坚强的，恢复得还比较好。

采访人：非常感谢万老师，虽说身体不好，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出来，还是很有精神，。我们的印象里，万老师不管是以前在一所工作时，还是以后在女律师联谊会、老律师的各种活动中，她总是积极参与，充满热情，思想境界高，精神面貌好，兴趣相当广泛，尤其是极富韵味的朗诵，我们经常受到这种精神的感染。在现阶段，万老师也还是关心时事，不断地接收新的东西，并没有与时代脱节。

万老师的工作、学习经历真是十分丰富。她离休以后作为五十年代老律师归队到律师事务所，这与后来一段时间检法人员及有关专业人员离退休以后到事务所当特邀律师，时代背景与执业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万老师作为亲历者，历数事务所难以置信的搬家始末，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

在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当时律师工作统计的业务数据中，法律咨询与办理刑事、民事案件是并列的，也就是将法律咨询单独列出统计，足见该业务的重要性、社会上的大量需求及在整个律师业务中所占的分量。而万老师就是这项重要的律师业务的开拓者之一。

值得一提的还有万老师的爱人倪锡鼎老师，作为律师恢复重建阶段老二所的主要骨干之一，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我们仍能清晰记得他那充满乡音的普通话。

老律师是律师协会乃至律师队伍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还是经常能在老律师的活动中和万老师见面，感到很开心。望万老师保重身体。